风雨同心路 相伴更相知 ; I+ C- C6 j' E5 N" @
——写在原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厦门一中老校长周乔林逝世六周年 撰文 吴明香 图片供稿 厦门一中校友总会 
% I0 k% I4 h* [. q周乔林(1923-1999) 1999年3月9日，周乔林同志走完他76年的人生路离开了我们,至今虽已六年了,他仍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他受党的多年教育在革命大熔炉中锻炼成长,在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和生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严格自己的言行,尽职尽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一生坎坷无怨无愧,他的好思想好作风我们记忆犹新，尤其是在特殊的环境里，能忍受和正确对待不公正的待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在“文革”中老周受极左路线冲击，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审查，他不是消极埋怨，而是积极对待“接受再教育”，相信党相信群众。在集美参加“学习班”，每天要在集美海堤工地劳动，他要我为他在厦门“信托公司”买一双比较坚固的运动鞋，带病坚持拖板车、运土头，在集美“学习班”劳动推板车时，有位工作人员是老周的老部下关心地说：“老周，你身体不好受得了吗？”他笑着对他说：“劳动好呀！以前，饭吃不多觉睡不好，现在睡觉很好，饭也吃多了”。后来“学习班”宣布他“解放”了，可以到农村去蹲点参加宣传队，他积极报名，我考虑他体弱多病为了照顾他，只好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向单位请求全家四口一起下放农村安家落户，老周很高兴，积极鼓励子女和山区的孩子一同! ]" e8 ?. V' S3 \! Q6 |0 q
1979年春,周乔林(右二)与大哥绍龄(中)弟弟乔宗(左二)、大妹淑卿(左一)、小妹淑宝(右一)一起在故乡晋江安海7 \4 U3 |+ }/ D! T+ ]4 Q
生活、上学。当火车即将离开厦门时，不少家属和送行亲友哭成一片，老周拉着小儿子坐在货车厢（没坐位的闷罐车厢）的地板上谈笑风生，十分乐观。到了漳平西元大队，他肩负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的重任，与群众“三共同”，赤脚上山劳动，下田检查生产，与干部、群众积极推广优良水稻品种和生猪良种，和农民群众交朋友，尽力帮助有困难的贫下中农，直至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下放三年中，我们从没有请假回故乡探亲访友。老周的母亲病重，过世时，他正被隔离审查还没有“解放”不能回家告别，这成为他和家人终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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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乔林(前排右三)与厦门一中高三同学在一起
在住房问题上，老周曾多年忍受不公正的待遇，“文革”期间全家下放，房子就退还公家了，从农村调回厦门先后在厦禾路、同安路教育局宿舍五口人安排住一房一厅24平方米，一住就是十年。老周从参加工作以来风风雨雨、埋头工作，自愧没有为党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个人待遇上从来未敢向党提出非份的要求，我们的住房问题在一部份机关干部和文教界同志中曾一度成为一个议论问题。近十年老周在十平方米的卧室兼会客室里(客人坐床前的沙发椅，脚就碰到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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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周乔林(左一)与来厦的教育工作者相聚在厦门集美,后排中为原厦门市教育局局长李永裕 铺了)，接待过数千人次,从大学教授到普通居民的来访者(这段时间老周任厦门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市文教办主任等职务，来访者较多)；有些同志以为老周风格高，严于律己主动让人，甚至有人当面赞扬，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实在受之有愧，我们没有那么高的风格，十年住房困难主要是极左路线影响造成的；如果说老周有点可取的话，那仅仅是他能依靠组织而不走后门和老周能够忍受不公正的待遇而己……
2 h6 i! M" I- S. N: B% A5 m7 t二 老周在教育系统多年的工作中，尤其在政治运动中、在对待处理人的问题上，总是注意持慎重的态度，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这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5年，厦门市在厦门一中搞肃反试点（当时老周任校长、支部书记），在运动中有的人对家庭成份比较高的、政治历史比较复杂的老师无限上纲，他就坚持要有真凭实据，否则不得随意批斗，更不可违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意处理。学校许多名教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以保护下来。1957年全国“反右”运动，老周任教育局局长、又任“反右”中心组组长，教育局反右没有划出一个右派，当时上面有压力，下面“造反派”也有压力，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教育局），竞然会没有右派分子？据说基层（学校）在报审右派分子 C3 }2 a% {/ `* a, b& j, H
1987年,时任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乔林(左四)率领厦门市赴香港教育考察组和香港教育界人士在一起,左三为时任大同中学校长欧阳伯惕校友 名单时老周不敢下笔，他沉痛地说：“划右派划得我的手都软了，‘知识分子多，右派就多这是什么逻辑？’‘大鸣大放中说了一两句过激的话就把他们划为右派这是不合理的’，这些话在之后党内反右倾运动中就成为老周受批判的‘理由’，即被批判教育局反右运动不得力，所以没有挖出一个右派分子。而老周说：如果因此而说我是右倾，我愿意受批判。原教育局谢澄光、方友义、沈炯峰等老同事几次在回忆以上情景时都是十分激动。难怪原教育局干部联谊会的老战友至今仍保持每年一次联谊活动，可见当年同志间的亲密、真诚、和谐让大家非常怀念”。; c# z! ?#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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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革命40多年的周乔林于1991年10月首次上北京,圆了人生的一大夙愿
“文革”时老周被认定为“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而受到批判，尽管当时教育局的同志比较关心他的身体，对他“文斗”没有“武斗”，但十年浩劫给他精神上的压力也是沉重的，大字报满天飞“走资派”就要整天没完没了的写检查，向造反派交代“错误”、“罪行”，参加劳动，甚至在受审查期间言行都要受到限制、监督，家人、朋友为他身体担忧，他总是乐观坦然地说：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会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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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周乔林(右)谈笑风生
1980年后，中共厦门市委有关部门先后多次为老周作出平反决定，组织上给予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他向组织表示：我年龄还不算老，但体力精力不行了，要尽快把袖子卷起来，振作精神，抓紧时间，大胆工作…… 
4 A9 s$ E) @4 P5 l8 N工作中的周乔林(右)谈笑风生
1984年12月，他任厦门市落实地下党政策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施能鹤任组长，他俩对受极左路线迫害深有体会，因此，他们能实事求是、坚持为党为同志负责，深入实际协调有关单位认真落实政策，为老同志历史冤案(使一位蒙冤40多年的地下党员)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在党内外影响较大。老周在晚年离休后身份地位变了，仍然热情地认真地从事多项社会工作。他反对把老干部当“花瓶”、挂空名，他人离休而思想不离休，把人生的脚步落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上，并先后被聘任为厦门市教育基金会理事兼监事长；厦门市教育学会会长；及职工技术教育研究会、市教委关工委以及一中、五中、安海养正中学厦门校友会、侨乡经济促进会、市老人基金会等廿几个单位为顾问、会长、常务理事等职，十几年为做好各聘任工作付出了心血。
# V! @% B1 k+ N: f三 老周从参加革命工作后一向重视教育青年的工作，接触了许多中青年知识分子，他在市团工委、一中、教育局、文教办及市人大等岗位上都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教育事业上。离休后，仍然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参与组织成立厦门市教育基金会，为推动社会参与办教育作出努力。1994年，市委决定成立厦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当时71岁的老周担起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的担子，五年中他和关工委的同志们一道，深入基层作专题调研，探讨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宣传发动老同志参加关工委工作，向各级领导反馈信息、提建议，推动各级关工委组织的建立健全；在帮助提高青年教师素质、推动素质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说：“培养好一名青年教师，就等于培养了一大批好学生”；他关心学生身心健康，积极参与禁毒宣传，关心弱智儿童的教育；配合有关部门极力推荐抗日救亡时期的优秀歌曲，为编印、录制、推荐《抗日救亡歌曲选》费尽心神解决各个环节的难题，当歌选和录音带配制出来后，他很高兴，无数次地播放低吟。) S+ ]) q' J' b
1991年9月,周乔林伉俪与女儿周晓明(后排右一)、女婿龚冬鸣(后排左一)、儿子周小林(后排中)及外孙在一起 老周的一生是为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热爱教育工作，早在1952年组织上调他到厦门一中当校长时就表示：“适合我的心愿”。由于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比较熟悉其特点和规律，对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离休后和广大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说不完的话和道不尽的情。他于1987年12月，参加厦门市教育工作者赴香港教育考察组活动，和香港教育界人士交流工作经验；1989年3月，老周被聘为厦门一中校友会(二届)名誉理事长，他积极参加一中校友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每次和老教师、老同事以及校友同学们在一起，久别重逢，谈笑风生，合影留念是那么开心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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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厦门一中老校长周乔林(前排右五)代表厦门一中校友会赴马尼拉访问菲律宾校友，共叙师生情谊,时任厦门一中校长黄种祥(前排左三)校友黄惠琳(前排左四)一起陪同，(前排右四)为中国驻菲律宾特命全权大使黄桂芳校友 1992年8月应菲律宾厦门一中（五中、省中、市中）校友会吴宣瑚等校友邀请，老周和黄种祥、黄惠琳三人代表厦门一中校友会赴菲律宾访问，和海外校友亲密接触，出席中国驻菲律宾特命全权大使黄桂芳和夫人等校友参加的座谈会，努力完成校友会的重托。菲律宾《世界日报》整版报导这次欢迎新老校长的访问活动。1993年,晋江养正中学厦门校友会成立，老周任校友会理事长。他和施能鹤老前辈以及养正校友们一起，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老周逝世后不久，养正中学厦门校友会编辑的《校友通讯》专辑，沉痛地悼念永远的老师周乔林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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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d9 ^/ Z* k, T% D7 O' |1997年1月2日，陈至立校友(左三)和厦门一中老校长周乔林(右五)等在一起
四 我曾埋怨老周当了领导但对亲人的困难没能帮助解决，如他的大妹妹下放回厦门一家几口人租私房一个大厅很拥挤所在学校不能帮助解决，夫妻俩搬回同安莲河当中、小学教师；我的二个妹妹上山下乡回厦门也无法安置工作，只能长期作临时工。但老周总是教育我们：要依靠组织解决问题，“到农村好，那里也需要教师，又有房子住”。可是，他对待同事、下属和朋友，只要不违反政策都乐/ C: C0 p% D. _3 V4 h/ R
$ ? p7 u4 I1 T/ C0 }& [“文革”后，老教育工作者与原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王于升(左三)在一起
意帮助。谢澄光同志回忆说老周平时很少到他家，居然为了一位错划为“林彪江青同伙”老同志的孩子上学问题二次专程到他家帮助解决问题，让老谢十分感动。离休后有的老同志托他向市领导反映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守着电话等到某领导回家转告他才安心睡觉。有个素不相识的烈士后代厦大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她上门来求助，老周耐心听取意见，并积极到处为其打听、找门路。0 `# a3 k/ Y8 ^1 S# z9 C
老周坚持身教重于言教，对待家属严格要求。尽管女儿和我们一同下放到农村三年，在那里念初中，回厦门后高中毕业还是积极响应号召和同学们一起到灌口双岭知青点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曾经因摔倒脚骨折回家治疗，医生认为她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老周支持鼓励她回知青点继续锻炼，直到和其他知青一同返回厦门。在选择工作时老周又鼓励她从事教育工作(当时不少人认为要找工资待遇较好的工交外贸工作)。女儿加入教师队伍后，老周经常关心教育她要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做个人民的好教师。女儿没辜负父望，在教育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与老周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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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教育系统干部前往福建省晋江安海星塔村参观访问,后排右二为李永裕，右三为周乔林,前排右二为郑炳忠 当年，我的儿子以高分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不少人问“你孩子是念那所学校的？”，在一些人眼里，老周是教育局的领导，孩子理应在重点学校吧！其实，儿子从小就是就近入复华(新华)小学、漳平西元小学、溪岸小学、以及厦门九中、四中（大同中学）念书，老周以此为例经常对同志们说：不一定要强调让子女、孙子进重点学校，主要在教育……当儿子希望到国外深造时，老周一面积极支持，一面要求他好好工作、努力自习英语创造条件，儿子按当时有关规定在高校工作满五年允许自费出国留学免交“培养费”，而我们几乎把大部分工资收入的储蓄送他去美国留学，儿子在美国留学时,老周为了和他探讨问题茶饭不香,苦苦思索,往往要和女儿先探讨他的思路,有时一个观点一个例子要反复地对她讲述,直到把信写好,他怕字太小儿子近视看不清还要我抄正才寄出,他就是这样执着认真地关爱子女。儿子也不负父亲的教导立志勤工俭学、自力更生拿到博士学位。儿子从美国学成回国，因多方面的原因没能回厦门，到外省某高校当副教授，亲友们是多么希望他回故乡来工作，当时老周要是出面要求我想组织上是会照顾的，而他不但不要求照顾，还在病重住院时当着我的面认真地交代儿子要在那里成家立业、好好工作；并且教育我要鼓励孩子上进不要拉他的后腿。 老周在职时工作繁忙，离休后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才有幸参加厦门市老干局、市人大、市教委为离休老同志组织的外出参观旅游活动。他参加革命工作40多年从来没有到过首都北京成为笑话，以至到离休后1991年10月（当时68岁了）才和厦门市人大的老同志第一次上北京，穿上中山装在天安门前留影了却了心愿；北京的天气虽冷，穿上大衣登上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 O. p) C; C# U u4 J6 U7 A& w
老周离休后参加原市一级领导外出旅游参观时,从那一年起可以允许带家属随行,我知道后很高兴,但老周始终不同意,认为家属不应享受非份的待遇,别人这样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而他没必要这样做，因此,我几次都失去机会埋怨于他,但他确觉得心里坦荡。
2 ]2 j# g$ N/ m3 V五 风雨同心路,相伴更相知。+ M+ R& F9 c, o b# m9 Z
我和老周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以上这些虽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琐事，可以反映老周的为人处世，他对亲属的身教重于言教；时时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要求对待每件事，每一个人；在工作中诚诚恳恳、踏踏实实，无论是身处顺境或者逆境，都能以一颗平常的心对待之，他待人的厚道和对人的尊重是非常难得的，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一种榜样的力量。) Z* |. r! E4 ~) Y2 N' r3 k3 |# V
6 }7 z7 ^. R( I1999年3月,厦门市各界人士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周乔林同志
最让我一生难忘的是：“文革”中我们都在鼓浪屿参加机关“斗、批、修”学习班，由于种种原因我违心地在批判老周的会上发言，跟着“造反派”定的调子揭发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伙同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王于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应付了事，后我提心吊胆准备挨骂，也深知伤了他的心而后悔莫及。万万没想到他不但没埋压还安慰我：“我明白你的苦衷……”文革后有位老同志找他谈心，老周对他说：“不要埋怨家人对“文革”的非议，更不要为此影响夫妻感情”。他还以我为例开导他，使我很感动。长期以来每想起这事深感不安，终成遗憾，但值得庆幸和安慰的是我有个好丈夫、好伙伴，他的宽阔胸怀、宽容大度加深了夫妻感情。愿天下的革命伴侣、有情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心心相印、白头偕老。8 H/ n% p* H/ a7 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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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25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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